道德经精读 公羊传 公羊传注疏 谷梁传注疏 周礼注疏 仪礼注疏

《春秋公羊传》简介

  《公羊传》亦称《春秋公羊传》、《公羊春秋》,是专门解释《春秋》的一部典籍,其起讫年代与《春秋》一致,即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,其释史十分简略,而着重阐释《春秋》所谓的“微言大义”,用问答的方式解经。

  《公羊传》的作者旧题是战国时齐人公羊高,他受学于孔子弟子子夏,后来成为传《春秋》的三大家之一。

  《公羊传》是春秋三传之一即注释《春秋》的书,有左氏、公羊、谷梁三家,称为“春秋三传”。另有邹氏、夹氏二家,早在汉朝即已失传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,《史记·十二诸侯年表》,将春秋三传的渊源说得很详细。晋范宁评《春秋》三传的特色说:“《左氏》艳而富,其失也巫(指多叙鬼神之事)。 《谷梁》清而婉,其失也短。《公羊》辩而裁,其失也俗。”

  《尚书》和《春秋》∶“左史记言,右史记事,言为《尚书》,事为《春秋》。”这是中国古代有记载的(甲骨文)最早的两部书。

  《春秋》是记事的,后多散佚,仅留下经孔子整理的鲁国的《春秋》,汉代有重新编撰整理的“春秋三传”,即《公羊传》、《谷(榖)梁传》、《左传》。现仅存左丘明编写的《左传》。《春秋》和《左传》是编年体史书。

  春秋经文,言简义深,如无注释,则无法了解。注释春秋的书,有左氏,公羊、谷(榖)梁三家,称为春秋三传。另有邹氏夹氏二家,早在汉朝即已失传。所以自汉至今,学者只藉三传研读春秋。

  《公羊春秋》作为家学,最初只是口耳相传,至公羊高的玄孙公羊寿(汉景帝时人)方与齐人胡毋生(《汉书》作胡母生,复姓胡毋或胡母,名子都,生是“先生”的意思)合作,将《春秋公羊传》定稿“著于竹帛”。所以《公羊传》的作者,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笼统地称之为“公羊子”,颜师古说是公羊高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则署作汉公羊寿,说法不一。但比较起来把定稿人题为作者更合理一些。

  《公羊传》的体裁特点,是经传合并,传文逐句传述《春秋》经文的大义,与《左传》以记载史实为主不同。《公羊传》是今文经学的重要经籍,历代今文经学家时常用它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。同时它还是研究先秦至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。

  后世注释《公羊传》的书籍主要有东汉何休撰《春秋公羊解诂》、唐朝徐彦作《公羊传疏》、清朝陈立撰《公羊义疏》。


【作者之谜】

  传说《公羊传》是战国时代公羊高编撰的,先是师徒口耳相传,直到西汉景帝时才写定成书。和《左传》、《谷梁传》一样,《公羊传》开始是与《春秋》分开流传的,大概在西汉后期哀帝时,著名学者刘歆“引传文以解经”,才把孔子编定的鲁国史书《春秋》尊为“经”,把《左氏春秋》、《公羊春秋》、《谷梁春秋》称为解释经书的“传”,后人以传附经,合为一编,从此便把这三本书合称为“春秋三传”。

  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“春秋”类有:“《公羊传》十一卷”。班固注:“公羊子,齐人。”唐代颜师古注:“名高”。“公羊”的含义是什么呢?有人认为是复姓,有人怀疑“公羊”、“谷梁”都是,“卜商”(即子夏)的转音,近人蔡元培、顾颉刚等认为“公”和“谷”双声,“羊”和“梁”叠韵,因而“公羊”即是“谷梁”,这两部书的作者可能是同一个人,这种分析不一定可信。

  清代洪颐煊《经义丛钞》认为,“明”字的古音读“芒”,“芒”和“羊”同韵,所以“《春秋》家公羊高,亦即《孟子》所谓公明高也”。此说也缺乏说服力。关于公羊子,正史上没有发现其他记载。

  《公羊传》未成书之前,口耳相传,它的传承过程,据东汉何休《春秋公羊传·序》唐徐彦疏引戴宏序说:“子夏传与公羊高,高传与其子平,平传与其子地,地传与其子敢,敢传与其子寿。至汉景帝时,寿乃共弟子齐人胡毋子都着于竹帛。”这段话有三点值得注意:第一,说《公羊传》传自孔子的弟子子夏。第二,《公羊传》的成书从子夏(生于鲁定公二年,即公元前507年)到汉景帝初(公元前156年),经过了340年左右。第三,汉景帝时,《公羊传》才写定成书。

  关于第一点,杨伯峻《经书浅谈》指出:“《公羊传》中‘大一统’这个观念,要在秦汉以后才能有,这就足以证明《公羊传》不出于子夏。”他又说:“总之,无论公羊高或谷梁赤,都未必是子夏的学生,托名子夏,不过借以自重罢了。”关于第二点,戴宏所说的传承线索明显有误,340年间公羊氏仅传五代,每代要相距65年以上,这是不可能的。关于第三点,说《公羊传》作于汉景帝时,大致可信。

  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·春秋公羊传注疏》认为:“今观传中有‘子沈子曰’、‘子司马子曰’、‘子女子曰’、‘子北宫子曰’,又有‘高子曰’、‘鲁子曰’,盖皆传授之经师,不尽出于公羊子。定公元年传‘正棺于两楹之间’二句,《谷梁传》引之,直称‘沈子’,不称‘公羊’,是并其不着姓氏者,亦不尽出公羊子。且并有‘子公羊子曰’,尤不出于(公羊)高之明证。”《公羊传》既然是公羊子自己写的,就不应引自己的说法。由此可以证明,《公羊传》的作者不是公羊高,自然更不是子夏所传的。看来,《公羊传》可能是集体创作,最后由公羊寿和他的弟子胡毋子都写成书。


【史学价值】

  《公羊传》的历史思想比《谷梁传》更为丰富,其影响也更深远。在汉代,公羊学大显于世。魏晋以后虽经一千多年的消沉,至鸦片战争前后却重新复兴,而且风靡一时,成为近代维新运动的思想武器,并且是十九世纪、二十世纪之交中国思想界接受西方进化论的思想基础。“公羊学”的产生和两次盛行,是思想史、史学史上发人深思的历史现象,其秘密,在于《公羊传》中蕴含着一套独有的政治———历史哲学。

  《公羊传》写定于汉初,系用汉代通行的隶字书写,它是今文经学中富有理论色彩的代表性典籍。公羊学者认为,《春秋经》是孔子借春秋242年史事以表示自己的政治观点,处处包含“微言大义”。这同古文学派认为《春秋经》是一部历史着作不同。从这一根本点出发,《公羊传》包含着一些可供人们发挥的历史思想:

  第一,《公羊传》认为孔子在《春秋经》中贯穿了“大一统”、“拨乱反正”等政治“大义”。大力彰扬孔子拥戴周天子“天下共主”的立场,作为儒家思想最重要的原则,为战国晚期正在进行的“统一”作舆论的准备。甚至直接成为孔子专为汉代天子而制定的治国纲领!

  第二,《公羊传》又包含有历史变易观点,人们可以据之推演,划分历史的发展阶段。此即著名的公羊三世说。更重要的是,其对于三世异辞说的解释包含一个很宝贵的观点:不把春秋242年视为铁板一块、凝固不变,而看作可按一定标准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。

  第三,《公羊传》专讲“微言大义”。上述两项都是极重要的“微言大义”,其他明显的还有:隐公三年讲讥世卿;庄公四年讲“九世复仇”;闵公元年讲“为尊者讳,为亲者讳,为贤者讳”等。诸如此类都可以大加引申比附。

  总括来说,《公羊传》的历史哲学具有政治性、变易性和可比附性三大特点,在儒家经典中并不多见。

  《公羊传》的主要精神是宣扬儒家思想中拨乱反正、大义灭亲,对乱臣贼子要无情镇压的一面,为强化中央专制集权和“大一统”服务。《公羊传》尤为今文经学派所推崇,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,历代今文经学家都常用它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。它也是研究战国、秦、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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